探究FDI異動

　　中國個別行業確實存在外資撤離現象，但外資流出的規模被夸大。真正需要警示的是FDI下降背后隱藏的轉型挑戰，以及如何進一步釋放政策空間，促進新一輪開放，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微妙變化，在今年更趨復雜。

　　10月23日，聯合國貿發會議發布的最新一期《全球投資趨勢監測》顯示，2012年上半年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FDI)591億美元，雖然同比下降3%，但總數上仍然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地。

　　外商直接投資，是衡量和評價一個經濟體引進外資能力的重要指標，亦被視為觀察一個經濟體開放度和競爭力的“測溫計”。

　　據中國商務部的最新統計，2012年前九個月，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8025家，同比下降11.7%;實際使用外資金額834.2億美元，同比下降3.8%。這是自2011年11月以來，中國吸引FDI連續數月同比負增長。

　　一些學者解析該數據時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或將呈逐步回落態勢。但商務部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員稱，目前中國利用外資正處于調整期，利用外資的總體規模并未出現明顯下降，中國市場仍然對外資充滿吸引力。

　　外資去留難易

　　在部分外資聚集的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去年以來的外資異動令外界頗為關注。

　　“媒體報道的和實際情況是不一樣的。”10月10日，中國韓國工藝品協會事務局局長趙敏浩說。

　　過去一個月，韓國媒體關于中國青島韓資企業撤離的報道，引起了不小的騷動。《朝鮮日報》引述韓國知識經濟部的消息源稱，在青島的14家飾品外資企業撤回韓國本土。

　　這一度成為外資持續撤離中國的新例證。中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自2011年11月以來連續下滑，很多人相信這是普遍現象，而非個案。

　　“它們回韓國是再投資。”趙敏浩說，確實有部分韓國飾品企業落戶韓國全羅北道，但是它們在青島的工廠并未關閉。據了解，這些企業主要生產金屬性工藝品，產品銷往歐洲、美國。

　　類似于美國制造業回歸的做法，韓國政府出臺了一些優惠政策，鼓勵海外韓資企業回國支援，有的企業響應政府號召回國。多數企業看重韓國和美國、歐盟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FTA)生效后，出口關稅降低帶來的好處——產品從青島出口的關稅接近11%，若從韓國出口則可降低一半。

　　“子虛烏有”的撤離廣為人知，當地利用外資急速增長卻鮮為人知。青島市商務局副局長鄧力透露，2012年1月-9月該市實際利用外資48.25億美元，同比增長32.1%，其中外匯詢證到賬外資39.14億美元，超過了去年36.3億美元的全年水平。青島市利用外資迎來了最好的年份。

　　在另一個外商投資集中區蘇州，知名運動品牌阿迪達斯關閉了它在中國的唯一直屬工廠，生產線或移至東南亞。2012年10月底，位于蘇州工業園區騰飛新蘇工業坊的工廠車間已停止生產。

　　較早前，阿迪達斯宣稱關閉工廠是“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資源的策略考量”。在關閉工廠的同時，該公司開始在蘇州建設一個全新的物流中心。

　　青島膠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陳進建見證了園區外資企業的興衰，他認為那些企業撤離無非有三個原因：一是企業自身經營不善;二是受到國家產業、環保等政策沖擊;三是受生產成本增加影響。

　　由于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因素，服裝、制鞋、玩具等個別勞動密集型企業最先受到沖擊，確實存在部分外資企業倒閉或轉移。

　　“勞動力成本上漲是由于勞動力供應不足。”青島市一位外資企業人士認為勞動力市場變化之快超乎想象。“1995年剛來這地方的時候，很多農村來的打工妹在公司門前排隊等著找工作，十幾年過后卻發現招不到工人了。”

　　由于歐美經濟尚未擺脫危機困擾，市場需求萎縮，海外訂單大幅減少。再加上一部分訂單流失到印度、越南等國，一些中小外資企業運營艱難，處于被市場淘汰的邊緣。

　　2012年前九個月，東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702.2億美元，下降5.6%。由于在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中，東部“一方獨大”，占比達到84.2%，因此東部地區是全國利用外資下降的主要原因。

　　不過從青島、蘇州等地來看，雖然由于生產成本、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導致個別行業出現外資企業撤離，但外資流出中國的規模被嚴重夸大。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提醒，真正需要警示的是FDI下降背后隱藏的危機，以及政策癥結難以打開的問題。

　　外資失衡背后

　　雖然總量上中國仍然吸引最多的外資，但外資增速及來源地失衡格局并未緩解。

　　根據商務部10月19日發布的數據，今年前三個季度，中國實際使用外資同比下降3.8%。針對外資下降現象，商務部曾組織過專門的座談會，與會的跨國公司負責人表達了將在中國擴大投資的計劃與決心。商務部官員也認為，外資下降的現象是暫時的，多數跨國公司并未對中國市場失去信心。

　　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報告，也印證了這樣的判斷：到今年上半年，中國仍然超過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目的地。

　　外資流入和流出統計工作，分別屬于商務部和國家外匯管理局。來自國家外管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上半年，來華直接投資流入規模遠高于流出，凈流入1181億美元，增長6%，延續了2009年上半年以來的增長趨勢。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馬宇認為，利用外資并沒有想象的那么樂觀。最近十幾年，中國吸引的FDI總規模往上走，但在全球FDI存量中所占的比重卻在往下走。

　　2011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1160.11億美元，同比增長9.72%，創歷史新高。在馬宇看來，在全球FDI存量中的份額，比利用外資總規模更具參考價值，更能體現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中國所占份額從1994年、1995年高峰時的14%左右，跌至2011年的7%左右。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優惠政策吸引下，外資紛紛涌入東部沿海地區，其中廣東地區以吸引中國港澳臺外資為主，山東以吸引韓國外資為主，長三角地區則以吸引歐、美、日外資為主。

　　從來源地看，中國的外商投資主要來自亞洲，尤其是香港地區。“這完全不符合國際投資格局，從國際來看，對外投資80%以上是發達國家投資，而發達國家在我們外商投資中僅占12%左右。”馬宇評論道。

　　歐美外資出口的以高新技術領域產品居多，屬知識密集型，特別是來自歐盟的外資企業技術外溢力度更大，因此成為各地招商青睞的對象。歐美外資占比過低，亦反映出中國制造業水平與歐美差距較大，難以承接其轉移。

　　中國外資地區分布不平衡格局如故。以今年1月-9月數據為例，東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702.2億美元，占全國總額的84.2%，中部、西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分別為69.9億美元和62.2億美元，占全國總額的8.4%和7.4%。

　　過去，不少人士曾經預想，東部地區部分撤離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會轉移到中西部地區，目前來看并無這樣的跡象，至少跡象并不明顯。中國境內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最終組裝生產，已經開始向外轉移。

　　從中國與這些國家(如越南和亞洲其他較不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順差變化，亦可看出端倪：對越南出口的中間產品，中國的順差越來越大，越南是逆差。同時，越南對美國和歐洲出口的最終產品的順差越來越大，南亞、東亞的不發達國家亦存在類似現象。

　　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高級經濟學家王直看來，這樣的轉移尚未完全結束，發達國家仍把中國作為中等技術和高技術的產品最終生產國。

　　即使FDI同比有所下降，也并不意味著短期內中國競爭力的失去。

　　青島市一位外資企業人士介紹說，有的中國企業家沖著勞動力便宜，將企業轉移到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拿到訂單以后發現了問題：由于產業鏈不配套，許多配件仍需從青島進口，勞動力之外的成本增加不少。

　　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中方秘書處常務副秘書長許寧寧相信，最近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使得個別企業將生產轉移到一些東盟國家，但這只是少數企業的選擇，而不是普遍現象。

　　“中國的優勢是其他國家所無法替代的。第一，中國是單一的大市場，擁有13億人口創造的消費能力;第二，中國的配套工業強;第三，雖然一些東部地區存在勞工緊張的問題，但在中西部地區還有一定的空間。”許寧寧介紹說。

　　部分受訪的外資企業人士認為，消費市場、供應鏈優勢等將會使一些外資企業留守中國。

　　埃森哲戰略咨詢全球策略負責人斯貝爾曼(Mark Spelman)認為，雖然短期內有波動，但中國吸引外資還會保持上升的趨勢，只是情況正變得越來越復雜。他注意到新興市場國家對中國直接投資正在上升。

　　在斯貝爾曼看來，企業在考慮投資地點時，供應鏈、勞動力成本、消費市場等因素都會影響企業的投資決策，不同國家的市場具有不同的特點與結構，利用不同市場的優勢，構建全球生產、銷售網絡更為重要，這使得我們不能簡單地談論“制造業回歸”。

　　中國空間仍大

　　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快速發展之后，一些體制性、機制性問題延緩了外資在中國擴張的步伐，一旦政策放寬，中國利用外資的政策空間巨大。

　　改革開放初期，國內建設資金嚴重短缺，當時利用外資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引進資金。經過30多年發展，對利用外資認識的分歧卻越來越大，堅持利用外資的與堅持外資威脅論的各執一詞。

　　為平息內部爭論和外資企業的抱怨，2010年4月6日國務院發布名為《關于進一步做好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的9號文件。9號文件體現對外商投資企業和其他類型企業在中國的運營、生產的產品一視同仁，實行國民待遇的思路。

　　文件共有20條措施，包括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擴大開放領域;鼓勵外資以并購方式參與國內企業改組改造和兼并重組等。

　　這并未打消部分外資企業的疑慮，有外企對于當年12月完成的外商投資產業目錄甚至“感到失望”，一些看似重大的修改，實際上的內容并未變化，有的還收緊了準入條件。

　　“所有外資項目都需要審批，無論是鼓勵類的，還是限制類，根據投資額大小和按照行業不同，有的項目由國務院及其相關部門審批，有的是地方政府審批。”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介紹說。

　　比如在房地產領域，中國并不限制外資進入，按照規定，地方政府沒有權力批準，房地產領域外商投資必須經過商務部備案，備案以后才能辦理外匯手續。上述人士介紹說，這樣的備案與審批無異，商務部可以利用備案時間，調控外資項目上馬的節奏。

　　在外資審批改革問題上，商務部近年簡化了審批程序和下放了審批權。近年中國已取消和簡化5類審批，把25大類審批權下放給地方。去年開始研究在線審批和合同格式化審批等新方式。

　　過多過嚴的外資項目審批，常讓一些初來乍到的外資企業無所適從。目前外資項目審批涉及發改委、商務、國土資源、財稅、外匯管理等眾多部門，“一個外資項目蓋100多個章是很正常的事”。

　　除了市場準入環節，中國在市場開放上亦有較大政策空間。

　　“比如基礎電信，十年前加入WTO的時候就寫明外資可以做，只是外資不能控股，但是十年過去了，讓外資做基礎電信嗎?讓民營資本做嗎?最多做一些信息增值服務，上游根本不可能進入。”上述人士介紹說。

　　目前中國外資企業以“綠地投資”為主，并購投資相對較少。并購投資管理更為嚴格，如并購對象是國有企業，則涉及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如是民營企業，則涉及知名品牌轉讓問題。

　　實際上，經過多年的招商引資，外資具有優勢的投資項目在中國的布局都已形成，因此本身投資的空間有所收窄。

　　因此一些官學兩界人士呼吁，出臺利用外資新政策，引導外資流向，并促進中國產業升級。同時，應盡快界定政府管理邊界，改革政府的管理方式，除了涉及市場壟斷、產業安全等必須由政府審批，該放手的可以放手。

　　中國美國商會主席狄安華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提出：“中國還需要在投資審批與行政管理上繼續完善制度，并逐步放松市場準入，從而更多地釋放投資空間。”